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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着翻译的矿脉——评《中西翻译简史》
 
刘霁
 

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关于中国文学史重写的大讨论相比,重写翻译史的提出与践行都显得滞后。究其主要原因,在我看来,是无论民国时期还是1949年以后,翻译史大多以翻译文学史的面目出现,且在形式和体例上都严重依赖现有文学史的模式。《中西翻译简史》(谢天振等著,2009年10月,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)的革新意义是它那全新的体例——一本摒弃了“政治偶像”、“个人偶像”和“编年体偶像”的翻译史。 从前阅读翻译史时,我们看惯了线性的时间顺序,以各种“运动”、“战争”或“革命”为界分割的时段,一个个因文学史的成就而入选的大文豪的名字(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光芒往往令我们产生“翻译只是其附属品”,或者“翻译的作用多在文学领域”的错觉)。而翻译如何在历史文化中扮演其特有的多重角色?数千年前的翻译如何影响了我们今天的语言、生活,甚至观念?这些重要的问题都没能在过去的翻译史中得到彰显。《简史》在总的体例上撇开了以往译史架构的局囿,避免了文学倾向过重的单向度书写,它循着中西翻译的历史矿脉,选取了 “翻译与宗教”、“翻译与知识传播”、“翻译与民族语”、“翻译与文化价值传递”等主题来进行编排,抓住了翻译与翻译家在历史文化中所扮演的最重要、最核心的角色和环节,令人耳目一新。翻译史在这里不是文学史、科学史或其它门类的“附庸”,译者的身份变得多元,翻译也从边缘地带或他人的领地走到自己舞台的中心,浓墨重彩,款步上演自己最拿手的好戏。仅这一点,就在国内翻译史编撰上有着重要革新意义。 《简史》体例新颖,摆脱从前译史架构的局囿,循着翻译的矿脉,用翻译活动中最突出的环节来挈领中西翻译史,使译史回归翻译本身,这对于国内翻译史的编撰无疑有着重要的革新和启示意义。

 
 
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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