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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港翻译出版的互动:王韬、黄胜与《火器略说》的抄本与刊本
 
邹振环
 

作为中国城市沿海文化的类型,香港和上海都是在19世纪中期后开埠的通商口岸,也是西方文化首先在近代中国建立的据点。近代翻译出版的整个趋势表现为在地域变化由南而北,但很多情况下凸显出的还有南北之间的文化互动,香港与上海两地的互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。本文拟以王韬与黄胜两位沪港精英的南下北上的活动、黄胜编译的《西洋火器略说》抄本和正式刊行的王韬修改润饰《火器略说》一书的内容及其影响为例,来解说沪港两地在翻译出版过程中的互动关系。 鸦片战争后,大批南方文化精英北上,也有一些文化人南下香港后互相合作,在香港从事翻译活动,并创设了影响全国的出版机构。王韬(1828——1897)与黄胜(1825-1902)在港合作创办中华印务局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。王韬与黄胜都可以归为沿海知识分子,但是两人的经历完全不同。王韬在1849年上海来墨海书馆工作,主要是帮助做《圣经》及宗教宣传读物的翻译工作。1862年10月5日他又出走香港,开始他一生中长达23年的香港流亡生涯。黄胜1847年获选赴美留学, 1848年秋天因病独自辍学回国。 鸦片战争引发国人对于西方兵械火器知识的兴趣,黄胜翻译的《西洋火器略说》以及经王韬润饰增补的《火器略说》,正是诞生在这一背景之下。有论著称《火器说略》一书是1862年黄胜一度北游上海,帮助丁日昌研究制炮技术,“将有关欧西制炮资料译成中文,并出版《火器说略》一书”。大约在1862年,黄胜与南来香港政治避难、栖身理雅各译经处的王韬结为好友。《火器略说》是王韬依据黄胜的译稿整理出来的。在《〈火器说略〉前序》中王韬详细地叙述了与黄胜相识并合作译书的经过。王韬的重要贡献不仅是通过刊刻使黄胜翻译的这部《西洋火器略说》抄本得以成为正式的刊本广泛流传,还在于通过王韬的增补、修改、润饰,使原来的枪炮技术翻译的著述成为一部包含有丰富军事思想的文献。 《火器略说》一书的翻译出版堪称是沪港两位文化精英精诚合作的产物。该书接续了明末《火攻挈要》国人编译域外火器的著述的传统,将明末优秀的兵学思想和火器知识在晚清作了成功地转移。《火器略说》问世后成为后来诸多兵家和兵书的重要参考文献。《火器略说》一书不仅介绍了新式的西方火器知识,而且对中国军事近代化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。

 
 
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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